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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

[摘要]中国在三大资本已经雄踞世界第一的背景下,针对过去加快工业化阶段派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因循产业资本时期的旧轨。...

[摘要]中国在三大资本已经雄踞世界第一的背景下,针对过去加快工业化阶段派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因循产业资本时期的旧轨。为此,真要做到中央十九大强调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就得理解当前全球资本过剩危机与国家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的相关性,据此形成“三农”问题新理解。本文指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促进社会化的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生产方式。

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来考量“三农”问题,应知其不是微观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微观经济问题。“三农”一直就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宏观问题。就像梁漱溟先生2020年代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21世纪之初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也已经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自改革以来很有历史意义的观点。而2012年生态文明战略确立,则是引领国际潮流高度的战略转折。为此,人们就需要从当前资本过剩危机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形成对“三农”问题的新理解。

一、资本过剩危机与“三农”问题

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到2009年,已经发生过八次周期性波动。不过,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早已分析过。问题在于,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为此需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宏观问题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2]不论何种体制条件下的现代化,实质都是资本向城市不断集中的过程。资本集中产生收益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但每一份资本的集中,都必然同步带来一份等量的风险在城市积聚。问题在于,城市资本的持有者占有风险收益却不承担风险,于是风险不断在城市累积,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转化成危机在城市爆发。这是客观规律。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一)资本过剩危机的触发逻辑与国际案例

当前的全球化竞争,实质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既非企业,更非个人。金融资本,在全世界纸币体系告别黄金本位之后,主要以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根本后盾,实现全资源要素、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或区域内的动员、定价、分配及再分配,使当前的国家间竞争直接表现为金融垄断权力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决定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金融全球化竞争体系中的成败。[3]

产业资本过剩危机是全球通病,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也一样过剩。所以,三大资本过剩乃是资本全球扩张所必然发生的现象。进一步看,按照“世界系统论”给定的规律,[4]西方世界长期在向弱势产业、资源环境次第转嫁危机代价,也转嫁到和资源环境直接关系的农业。在中国,实际上是农业、农村、农民成了承载危机代价的主要载体。当农民也承受不住的时候,最终就转嫁给“话语权缺失的”资源环境,遂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例如,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后,奥巴马政府采取QE救市政策,向市场注入4万亿美金的流动性,其中大部分流入世界期货市场。首先是大幅度抬高了石油价格,从不足40美元一桶蹿升到130美元一桶。随之造成另外一种石油替代品——生物能源生产顺势而起,过去石油价格一直低迷、生物能源也不挣钱。但是油价陡然上涨到了100多美元的时候,生物能源生产突然成倍地挣钱了。于是相当多的过剩资本转向抢占土地用于生物能源生产。随后就产生了世界范围的饥饿——因为大量土地被投资商抢占去生产非粮食作物。可见,生物能源兴起的原因是大量资金进入期货市场,把石油价格抬高,导致这种生物能源能赚钱,当然私人资本控制的土地就从不挣钱的粮食领域退出,也就导致穷国发生了大规模饥饿。同理,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的2010年,国际粮食价格再度快速上涨,导致以进口粮食为主的北非国家的食品价格扶摇直上,下层社会生活成本加重。于是2011年伊始,北非国家接连出现社会动荡,抗议示威不断,尽管颜色革命,问题并不能随政权更迭而稍有缓解。[5]

资本过剩会导致农民、贫困人口承担代价,这个转嫁过程是客观规律,没有对错之分。以美国为例,2008年华尔街爆发金融资本危机,尽管奥巴马上台的口号是“We can change”,主观上希望改变,其实他跟特朗普的想法一样,把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改变为实体经济主导。因为美国客观上不能长期靠金融虚拟资本来维持增长,其越是拥有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就越不可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只能在国内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尖锐。但是2008年奥巴马上任总统,立即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美国80%的GDP来源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工业资本在美国只占约11%,农业占1.2%,所以美国救市,大量增发的货币都涌进了金融领域。这不是谁对谁错的主观选择,而是经济结构决定了美国客观上不能把新增的信用用于发展实体经济。[6]

(二)资本过剩危机的转嫁与“三农”问题